新冠疫情检验各国治理能力,这回真的是体制问题了


  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累计造成了超过10万名的感染者。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全球范围的治理能力极限测试,在国际体系、以及内部,全方面的对以公共卫生协调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对主权的危机管控和应急响应能力、以及国内各级政府的认知和执行能力,进行了一场突如其来且近似极限的能力测试。

  从宏观和整体上来说,这场测试涉及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个部分是对表层行动能力的检测;

  第二个部分是对行动能力背后观念认知的追问,大致涉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程序和实质的关系、认知和行动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第三个部分则是对价值观念的挖掘,涉及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命究竟有多重要。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有自媒体发表文章讨论,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这一类文章的解读,从潜意识里使用的方法论来说,是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个错误的假设是历史处于一种循环的状态,在状态A和B之间不断反复切换,但这不过是用二维视角去理解三维体系导致的误读,历史是螺旋上升的,不可能循环,更不可能倒退;

  第二个错误的假设是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人为追求的状态,没有看到全球治理背后的全球化是市场——或者更直白的是资本,内生的结构性需求,对全球一体化大市场的追求,不过是当初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全球翻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没有任何有能力实质性的阻断这个进程;

  第三个错误的假设是可以用退回前全球化时代的方法,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到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问题,当然比看不到问题是一种进步,特朗普及其团队就是凭借这一点,在2016年击败了希拉里,欧洲所谓的反全球化、英国的脱欧,核心也在于此。

  但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对全球治理的良性变革来加以实现,而不能通过摧毁或者实质性阻断全球化来加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贸易摩擦措施也好,对华为公司的制裁和限制也好,迟迟无法发挥预期效果的深层原因。

  新冠病毒疫情的出现,同样也是如此,人们事实上已经发现,新冠病毒要求的是一种更高质量的、的全球治理,而不是各个消极的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在主权层面上,伴随病毒的爆发和全球传播,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和地区,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地方/州政府,以及更基层的治理单位,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更重要,人的生命,还是市场的信心与经济的发展?

  理论上,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欧美发达。至少从非西方的视角来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还记得当初感动无数人的美制经典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么?不过在现实中,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中,人们在相当数量的欧美看到的,似乎并不是现实版的《拯救大兵瑞恩》,可能也不是其他的美剧,而更像是变异后的诗篇: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为了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以意大利为典型,在是否带口罩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某种比较让人迷惑的执着的抗拒;甚至还有所谓哲学家用疫情来探讨政府虚构严重程度来扩张自身权力的,当然有人会津津乐道地说,这种观点得到了回应和反驳,体现了西方言论自由之美;但是,如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团首席专家在回答《纽约时报》评论时所指出的,抗击疫情的核心要素是速度,换言之,就是时间。任何这种看上去很美的言论自由,其所耗散的时间,都是以病毒的扩散以及人的生命面临的威胁来计算的。

  另一种令人感到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操作,出现在美国。这种操作的核心,就是强调新冠病毒是个大号的流感,绝大多数可以自愈,多数是轻症,死亡率大概在2%到4%;但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关于轻症的误解。

  2020年3月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对WHO中国考察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博士的访谈,其中专门就何为轻症有过问答。记者问,什么是轻症、重症和危重?我们以为“轻症”就像轻微感冒那样的。

  艾尔沃德博士指出,“轻症”是检测阳性、发烧、咳嗽——甚至可能是肺炎,但不需要吸氧。“重症”是呼吸频率上升,血氧饱和度下降,所以需要吸氧或用呼吸机。“危重”是呼吸衰竭或多器官衰竭。所以,所谓80%的病例是轻症,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时,表现出与人们对全球超级大国认知不符的微妙操作:

  ●当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而中国政府组织奋起抗击的时候,美国政府扮演了旁观者、持续道德说教以及偶尔幸灾乐祸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用微博官方账号,对美国“没有阻碍”放行或者协助搬运华人华侨群体捐赠物资的行为描述为全球的标杆,用于自我表扬,吸引中国粉丝的好评,以及用最廉价的方式向全球展现美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被美国收留的红色通缉犯和邪教团体,在美国的庇护下,通过全球社交媒体传播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诋毁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

  ●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美国媒体,为中国国内希望实行颜色革命的个别人物提供发声舞台,将疫情看作是在中国推行苏东式变革的战略机遇,表达找到新冠病毒作为同路人的按耐不住的喜悦和欣慰之情;

  ●个别媒体,通过美国国内部分智库精英的文章,表达具有显著种族歧视色彩的观点,体现个别有高等亚裔心态的编辑,尝试表达某种不可明说的心声;

  ●个别美国官员,以商务部部长罗斯,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现的更加赤裸裸,一个,把疫情看作是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机会;另一个,则已经开始各种向中国甩锅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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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疫情在美国的扩散,特朗普一直表示:不担心。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当然,更让人多少有点惊讶的,是当新冠疫情在美国开始出现显著的流行迹象时,美方的总体应对策略,实在不像有一个多月缓冲期后的表现:控制言论,不发表精细的、统一化的数据,没有足够的核酸测试盒,设置严苛的检测标准,夸大测试范围的时候不知道事先准备好足够的测试能力,无法落实有效的居家隔离。当初武汉/湖北对团拜会等的蜜汁热爱,在美国表现为对与竞选造势相关的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不离不弃。

  需要说明的是,这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一个久远的命题,就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啥区别的问题。美国的实践,甚至湖北武汉的某些实践,都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尊崇,甚至是偏执的尊崇。在程序正义的情况下,生命的损失不过是一种令人惋惜但却无可奈何的代价罢了,这就是隐藏在那句反复出现的“死亡率低“,那个反复出现的百分比数字”2%“,以及那个烂熟于耳的比喻“就是个大号流感“背后的真正含义。

  这种含义,体现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体现了马尔萨斯通过各种方式调控人口的主张,呼应着灭霸打个响指恢复宇宙生态平衡的理念,却唯独和人们从2000多年前就有的,过上善的生活的美好梦想,没有太大的关系。当对个人政治利益,以及所谓金融市场信心的关注,压倒了对于人的生命安全的关照时,这种已经迷失了的程序正义,将不可避免的迎来自己的塌陷。

  一如曾经很久之前流行过的那句话,任何问题最终都是体制问题。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各个的表现出来的不同治理能力和方案偏好,都是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些结构当然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异,但是,如果人们都热爱生命,都希望能够从新冠病毒面前尽可能地拯救更多人的时候,显然,还是需要达成某些必要的共识,以及进行共同的协调努力的。

  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特定场景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任何顽固坚持帕累托更优,为了防范疫情不肯短暂调整任何个人自由的、化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新冠疫情的整体需求,可能是难以完全适应的。

  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约束边界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通过主权以及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充分发挥的问题。如WHO专家组组长在中国指出的,新冠病毒迄今为止,没有针对性的药,没有疫苗,但是中国确实发挥出了非技术手段的作用,有效的控制了疫情。这就是人和技术的辩证关系的体现。如果只是两手一摊,优雅地躺下,被动等待药和疫苗的突破,人命就是直接的代价。

  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期,在全球治理两性变革的实践中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使命。套用一句西方的谚语,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传统上,西方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和所谓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理念和实践模版的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确实已经在走向没落;但是世界无法退回全球化之前的时代,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需要更加高质量的全球化,需要更加高质量的全球治理,需要更加健康、良性、平等的全球治理新秩序。